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黎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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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2018-11-07 16:05

  :自2006年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从无到有、从试点到扩面,在各地如火如荼地推进。尤其不少农业大省、大县,纷纷以城镇化理念改造农村,以公共服务社会化覆盖农村,把若干个村(自然村)通过规划整合而建成新的农村集中居住点,引导农民搬迁上楼居住。各地试点探索出了村落自组织、村社合一、企业带动、移民搬迁、联村建社等多元模式,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同时衍生不少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村社区化在“好得很”与“糟得很”的争议中曲折行进。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文件明确,实践证明,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配套工程。要打造一批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农村社区建设示范点,为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策划实施“问需于农:新型农村社区再调查”,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十年间的得失喜忧进行大规模专题调研。调研小分队记者在赤日炎炎的盛夏,分赴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重庆、江苏、浙江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真相,全面研究,求解对策。

  在当前新挑战、新要求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何去何从?如何走出一条生态、生产、生活契合,就业、服务、管理并举,自然、文化、历史和谐的健康发展之路?多地仍在探路,未来任重道远,还须问政于农、问需于农。(专题策划编辑:许中科)

  农村集中建设、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的共建和共享,有利于土地节约利用和整体开发,有利于统筹城乡规划、改善人居环境。自2006年试点以来,不少地方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效初显;同时也处于舆论风口,颇有争议。农村社区建设亟待再审视、再出发。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2011年10月,陕西省汇编完成30个重点示范镇镇域居民区规划,5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标准化模块方案,供省内各地参考借鉴。

  2013年以来,陕西省在继续抓好21个省级新型农村社区试点建设的基础上,启动了1000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力争经过3至5年建设,1000个左右新型农村社区将达到《陕西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标准(试行)》,使全省20%的农村达到社区化标准,居住人口占到农村人口的25%以上,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活服务社区化、生活方式市民化。

  在陕西省的整体规划中,关中地区利用渭河治理机遇,率先推进沿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发挥对全省的示范引领作用。

  山东省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起步更早、动作更大。山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走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县域中心城市为支撑、以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为基础的有山东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近年来,该省统筹谋划布局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与小城镇建设,将二者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并制定了《农村新型社区纳入城镇化管理标准》,不断加大投资、建设和管理力度。

  山东省委副书记王军民认为,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有限,大量农村转移人口都进入现有城镇必然带来诸多问题。农村新型社区初步具备城镇的功能,规划、建筑、公共设施、教育条件等都向城镇标准看齐,有助于缓解城镇化过程中大中城市的资源和环境压力。

  他还指出,随着农村社区各种服务功能的健全,吸引农民进社区集中居住,可以节省大量土地,也有利于吸引农村外出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对发展现代农业大有裨益。

  半月谈记者在湖北调研时获悉,该省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探索形成了双沟模式、尹集模式、魏庄模式等,去年1月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湖北省镇域总体规划编制导则》和《湖北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导则提出,引导散居农户和村落向集中镇或中心村集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在中原农业大省河南,党委、政府自上而下层层推动农村社区建设。2011年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作出决定: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增加新型农村社区这一战略基点,将传统的四级城镇化体系变革为五级体系,形成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格局。

  时任河南省一些领导在不同场合强调,此举不减少农业用地,不削弱粮食生产,将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革命”。此举也被省内媒体解读为“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或家门口的城镇化。

  近年来,河南各地纷纷列出任务状和时间表:平顶山规划到2020年全市2620个村将合并成539个社区;开封提出全市2381个村规划为800个社区……

  半月谈记者在河南夏邑县曹集乡冉庄村采访时感到,这里的新型社区很受农民欢迎。冉庄村在夏邑县城东南角,出县城五六里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二层小楼整齐漂亮,大街小巷全部是水泥路面,房前屋后的垃圾集中处理。

  冉庄村有800多农户,现在已有200多户住进了新型农村社区,其余的农户正在积极申请,要求拆除老房,住进社区。

  村干部王兴邦告诉记者,冉庄村原来是个养殖专业村,村民整体收入较高。这几年县城产业集聚区扩建,土地征用加上土地流转,村里很多农户都不再种地,有的自己做生意,有的在产业集聚区打工。全村村民购买的小轿车有100多辆。

  “既然不种地了,收入也有保障,农民谁不愿住新型社区?”村民冉庆桥说,“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是农民的梦想。”

  和冉庄村村民一样,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村民也对新型农村社区表示出欢迎态度。“以前的老村脏乱差不说,邻里之间还经常闹矛盾。现在大家不走泥巴路了,看个病啊,买个菜啊,不用出社区,生活真是方便。”干河陈村的村民闫小颂很满意这种新生活。

  在江西省修水县新建的移民搬迁安置小区内,84栋楼房鳞次栉比,红墙蓝瓦。去年年底前,当地2000多名深山移民搬进了这里。从大山里搬迁出来的溪口镇围丘村村民徐桂秋,参加完县里组织的缝纫技术培训班,就在当地一家服装企业顺利就业,月收入2500元。她说:“以前在乡下种田,一年忙死忙活也就几千元。现在一个月能赚这么多钱,真像做梦一样!”

  在重庆云阳县红狮镇向阳村,从2012年以来,有100多户农民自愿搬迁集中居住。半月谈记者在这个新社区的一个菊花加工厂看到,20多个工人正在生产线岁的农民陈永珍手脚麻利地包装菊花饮品。从2013年返乡后,她就一直在这家工厂上班,作为熟练工,月收入有2300多元。

  陈永珍说,搬到新社区后,以前的土地退耕还林,自己就近到村里的企业上班,丈夫也在合作社的果园当长工。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如火如荼推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同时潜伏着种种隐患和病症,在不同省份、不同市县、不同乡村,农民对其态度很不一致,干部与农民的反应又大相径庭,省市领导干部与基层干部亦存在认识分歧。究竟“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可谓众说纷纭。

  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开发商资金周转不灵,加上农民上楼动力不足,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刚启动便遭遇“掉链子”,成了“烂尾”工程;有的建成后却长久无人居住,成了“鬼楼”。

  在河南遂平县褚堂乡马庄村,放眼所见,是宽阔的水泥路、成排的路灯、整齐的联排别墅和高层住宅。但奇怪的是,偌大的社区没有一户人家。

  村支书黄永亮介绍,新社区一共占地60多亩,设计有6个户型550多套房子。因为村民拒绝上楼,自2012年建成后至今已经空置了3年之久。

  日晒雨淋之下,这里正呈现一副破败之相:有的院子里堆满了秸秆无处下脚,随处可见墙皮剥落景象。紧靠路口是唯一装修过的“样板房”,门锁锈迹斑斑,吊顶灯上缠绕着蜘蛛网。

  在遂平县阳丰镇、确山县任店镇等地的社区建设现场,荒草丛生,塔吊高悬,随处可见尚未封顶的“烂尾楼”。根据现场告示牌的信息判断,有的项目超出计划竣工期两三年之久。由于停工时间过长,很多指挥部办公室大门紧闭,难觅人影。

  夏邑县是豫东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该县骆集乡香太楼村党支部书记彭志愿告诉记者,从2012年开始,为了让农村就近实现城镇化,乡里不再给农民新批宅基地,谁家要盖新房,必须到乡政府所在地的双联中心社区买房。

  在山东夏津县齐庄村,村民齐玉田原先居住的平房有180多平方米,还有个院子,拆迁后只换了一套75平方米的楼房、20多平方米的车库,而且又搭上了6000元钱。“不住楼也不行,没办法,干部老是逼着我们,胳膊根本拧不过大腿。”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了解到,一些实施撤村并居的农村居民存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明显不适应。不少村民仍从事农业生产,却要走出社区很远种田,没地方饲养牲畜、存放农机具和晾晒粮食,地下室储粮抬上抬下很麻烦。

  一些农民上楼入住新型社区后,收入不见增长而生活成本增加,对此颇多怨言。他们透露,不少社区要以农房和宅基地补偿后差价购买,通常要花数万元到20万元。

  河南夏邑县香太楼村民崔秀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村里自己翻盖一栋楼房10余万元就够了,在双联中心社区买一套房子,再优惠也得20多万元,靠种几亩地和打零工的收入,实在承受不起。

  山东夏津县齐庄村村民齐秀亮说,齐庄村有310多口人,虽然不少人已经搬进楼房居住,但并不情愿,包括他在内。今年60多岁的齐秀亮,原来有260多平方米的平房,还有一个院子,但按照村里拆迁补偿的规定,拆除后只能给150平方米的楼房,还是在5楼,并且每平方米还要再交三四百元。他感觉不公平、不合算。

  地处皖北的濉溪县孙町镇陈楼村,距离淮北矿业集团童亭矿区直线年该村便作为煤矿塌陷区纳入整体搬迁安置计划。按照规划,新村以农村社区的新模式建设在离旧村不远的地方,目前已基本完工,等待村民摇号选地基。但该村付家庄90户430余位村民因安置补偿标准过低,拒绝搬迁。

  “谁都知道社区的环境好,交通也方便,但是,住在社区花销也大,水啊,电啊,菜啊,哪样不得花钱?自己在村里,房前屋后撒把菜籽,一年的青菜就不用花钱了。”陈楼村一位村民说。

  在河南遂平县嵖岈山镇魏楼社区,为了节约生活成本,不少已经搬迁的村民甚至“住着楼房烧地锅”。徐尧村村民东洪涛算了一笔账:全家5口人,如果用煤气做饭,一月一罐就得120元。配合烧地锅后,一罐煤气可用3个月,这样每月好歹能省下80元。

  除了争议较大的安置补偿、上楼生活成本外,一些农村社区的相关配套,距离真正的社区还有不小的差距。

  安徽北部某市提出从2014年起到2016年底,80%的乡村两级完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硬件设施建设;计划到2020年,基本实现农村社区全覆盖,农村新型管理体系逐步形成。然而,记者在该市县乡采访时,多位基层干部表示,对这一目标缺乏足够信心。

  让村民无比头疼的更有搬迁之后的就业问题。“如今镇里不少新村空心化严重,缺乏产业支持。”安徽临泉县瓦店镇副镇长雍磊告诉记者,该镇及邻近村镇普遍缺少乡镇企业。

  在江西黎川县熊村镇,当地政府实施“镇村联动”模式,一些农民从山里迁到镇政府所在地,住上了整齐划一的两层楼房。村民万增云告诉记者,因为没别的挣钱门路,集中居住后很多村民继续外出务工,看起来很新的社区依然是空心的。

  该村大部分青壮年在外打工,留守家中的多是妇孺、老人,以农业种植为生。社区按统一标准规划,农民的庄稼地却一再压缩。“口粮地没有了,要我搬进新家做什么?”68岁的五保户村民赵清九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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