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前彭德怀为何痛斥李德“无耻”?
黎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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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2019-01-11 03:33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惨败后,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扩大,积极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他一面向美英等国大量借款,购买飞机、大炮;一面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培养“围剿”的军事骨干。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50万军队,分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开始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对这次“围剿”,蒋介石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在政治上,加紧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和组织地主武装;在经济上,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军事部署是:北路军共计33个师又3个旅,由顾祝同任总司令,主攻中央苏区。以陈诚为总指挥的第3路军是“围剿”的主力,依托堡垒向广昌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南路军计11个师另1个旅,由陈济棠任总司令,阻止红军向南发展。西路军何键和浙赣闽边赵观涛所部,分别担负拦阻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的任务。

  9月28日,北路军攻占黎川,“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震惊于一城之失,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急令红三军团北上就敌,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彭德怀在闽北接到命令,同滕代远率部回师江西,向黎川方向前进。10月6日,红三军团于飞鸢不期与敌周浑元六师遭遇,经过一天激战,占领洵口,生俘旅长葛仲山,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分析这次胜利的偶然性,强令红三军团转到外线,攻打硝石。硝石位于驻有重兵的黎川、南城和南丰之间,处于敌堡垒群中心。彭德怀致电中革军委力陈硝石不易强攻,应以一部作有力佯攻,调动援敌,打击其策应部队。彭德怀的建议幸而获准,避免了严重的损失。

  【1933年,彭德怀在中央苏区福建建宁县。左起:、、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

  10月24日,彭德怀和滕代远根据敌人改变战术,就红军应采取之战略方针致电中革军委,提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而“应采取游击动作,发动群众封锁敌人,截扰敌人,并在群众掩护下才可发挥机动作战作用”。翌日,又电中革军委,提出一、三、五、七军团须要立即充实起来,不宜分离作战的意见,他恳切地说:“望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上述意见均未被采纳,彭德怀反遭到批评,中革军委要彭德怀对军委的整个战略部署切实执行,不能提出与方面军战役意图相反的意见。

  12月12日,军队以5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团村并进。这时,彭德怀正发疟疾,看到战场上硝烟四起,人仰马翻,战士们英勇杀敌,病情顿时好了一半。但他知道红军兵力寡不敌众,达不到歼灭敌人的目的,要打也只能打个击溃战,遂下令撤出战斗。

  后来彭德怀写诗描绘这次战役:“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红一军团)未到,让尔逃生。”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于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其路线得到全面推行和贯彻。在军事指挥上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所辖各军团和地方武装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虽然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实际领导权却控制在博古、李德手中。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军事顾问。1933年9月进入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几个主力军团被调来调去,在敌人主力和堡垒群中作战,搞得十分疲惫,不仅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使红军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继而,从军事冒险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形势越来越严重。

  在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后,将其入闽的部队改为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协同先期组成的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合围之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最困难时期。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推行阵地防御战的命令下,彭德怀于3月初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一、红五军团向进占南丰西南之敌发起反击,因敌阵地工事坚固,未能攻下,遭到重大损失。

  不久,彭德怀又奉命率红三军团急速入闽,转战在崇山峻岭之中。红三军团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爬越悬崖绝壁,抗击进攻之敌。

  彭德怀对李德等人在军事上死板的、教条的指挥十分不满。4月1日,写信给军委说:在历次战役中,把战术动作限制得过分严格,失掉了下级的机动,变成了机械执行,致使不能根据敌情变化和地带、地形特点,灵活机动地完成所给予的任务。他再一次建议组织几个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敌人大后方进行扰乱,破坏联络、捉土豪、征集款项等,以解的第五次“围剿”。李德等对彭德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仍不予采纳,继续推行一套不切合实际的作战方针。

  4月初,敌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黎川南至泰宁一线华里的广阔地面上,交替构筑碉堡,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

  李德等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急调红一、红三军团和地方红军共9个师的兵力,要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李德亲临前线督战坚守广昌。广昌位于盱江西岸,没有城墙,周围均是平坦开阔地,红军没有重武器。彭德怀再三说明广昌无法坚守,李德等置若罔闻,坚持保卫广昌。

  4月27日,盯江两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进攻,不到半天便把李德所谓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轰平了,守备在工事里面的一营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众敌夹击下经过一天激战,虽发动多次突击,均未成功,受到很大损失,不得不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于4月28日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

  战斗刚停,彭德怀就接到博古打来的电话,说他和李德要回瑞金,要彭德怀和去谈话。

  彭德怀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等人的作战方针,本来就有不同意见。这次广昌战役,李德等又亲临战场瞎指挥,与敌硬拼,造成红军很大伤亡,广昌也丢了。彭德怀憋了一肚子气去见李德。见面时,李德仍然讲战略上怎样分兵把口,战术上如何短促突击那一套。彭德怀火上心头,连珠炮般地问李德:你总是让我们组织火力,请问,没有子弹,怎么组织火力?你总是宣传什么短促突击,请问,在敌人密布堡垒下,我们搞的那么多短促突击,十次就失败十次,一次未能成功,今后还能这样搞吗?越说越气,索性把一肚子意见全倒出来,批评李德说:“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团村战斗,若一、三军团不分离作战,集中兵力,就能消灭敌军3个师15个团,而你们却坚持分兵,打成了消耗战。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李德气得暴跳如雷,连声大吼:“封建!封建!你是因为被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自居于中央之上发号施令,无人敢顶撞,这次碰上彭德怀,却无可奈何。彭德怀回到驻地,把那仅有的一套军装和几本书一卷,准备去瑞金被撤职、公审、杀头。他什么也不怕,反正把意见都说出来了。

  李德也许慑于彭德怀的直言,也许因为打仗还得靠彭德怀,没撤彭德怀的职,也没有给处分,只是给彭德怀加上了一顶右倾的帽子。

  红三军团司令部设在高虎垴南端。彭德怀经常告诫指挥员:“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一线真正洞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由于彭德怀采取了巧妙的防御部署,守备高虎垴的红三军团红五师十三团在团长黄珍、政委指挥下,沉着应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敌人虽几次发动攻击,仍未前进一步,阵地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

  8月7日晨,敌军增调德国普福十三号山炮,再次向高虎垴阵地发动进攻,工事被轰毁,红军被迫向南撤退至万年亭,力孤无援,阵地也被攻破。随后,敌人连续攻破红军的三道防御阵地,占领了驿前。红三军团不得不退守石城北的小松。

  与此同时,各路军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推进。10月上旬,其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长汀、会昌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持续一年之久,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给军以重创。但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战略方针,使这次反“围剿”战役遭到严重的失败,迫使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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